福兮祸倚——宋代夹山住持圆悟克勤著述的《碧岩录》问世后，风靡丛林。圆悟之高徒大慧宗杲唯恐参禅流于形式，将其书焚毁，遂使《碧岩录》流向海外，开始了夹山茶禅文化的海外传奇……

　　南宋绍兴年间，正当中原大地烽火连天之际，地处海疆一隅的福建泉州云门庵禅院，也燃起了熊熊大火。一册册黄卷、一块块木刻版纷纷投入火中，倾刻化为乌有。无数黑蝴蝶般的灰烬在空中飘飞，如同幽灵一般不肯离去。一旁，许多和尚黯然泣下，分明是为这场劫难而落泪。须知，这些被焚烧的经书经版，全都是被誉为“天下宗门第一书”的《碧岩录》呀!

　　《碧岩录》缘何被毁?为何人所毁?要了解这一在中国禅宗史上影响巨大的焚书事件，还得从《碧岩录》这本书说起……

　　宋徽宗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宋代临济宗杨岐派大师克勤受前宰相、无尽居士张商英之请，前往澧州石门夹山寺讲经说法，并住持该寺达七年之久。晨钟暮鼓日复一日，克勤根据禅林需要，对云门宗雪窦禅师选辑的《颂古百则》进行别开生面的讲解、评述，深受广大僧众欢迎。雪窦本是“锦心绣肠，对诗文造诣颇深、人皆认为具翰林之才”的一代宗师。《颂古百则》是他从禅林中1700则公案中精心选出的100则经典，都是有关古圣先贤参禅悟道的言行。内容之丰富，意蕴之深邃，涵盖之广泛，可想而知。而在克勤看来，禅是活活泼泼的佛经，禅与佛经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地融为一体。因此，他把公案、颂文和佛教经法结合起来，从禅宗基本理论出发，对疑义丛生的公案一一解读，并加以引申发挥。他在阐释评点《颂古百则》时，锦上添花，将自己的学问见识、思想观点、人品智慧融会其中，倍增其丰，可谓是集禅学、哲学、文学、史学、美学、伦理学、道德学之大成。不仅如此，其评唱的形式也极为活泼，极具开导启发性。每则之前，先加“垂示”，即纲要提示，再列举公案，介绍公案提出者的简历并著语评论，对其中警句重点“评唱”，还自作颂语，最后又加以“评唱”，融诗、偈、颂、评于一炉，一唱三叹。公元1118年，鉴于克勤在夹山讲学的成就与声誉，当朝太子太保兼枢密使邓子常上书朝廷，极力称颂克勤之功德，尽管宋徽宗笃信道教，却也不得不将“佛果禅师”的法号赐予克勤，并下诏将他调往金陵蒋山寺。此后，佛果克勤芒鞋竹杖，度岭穿云，遍历楚山吴水，云游大江南北，广设讲筵，普宣法音，春风化雨，桃李盈门。众弟子尊他如圣明，特地将其在夹山评讲的《颂古百则》汇编成册，印刷成书，发行丛林。全书共十卷12余万字，名之《碧岩录》。“碧岩”是圆悟克勤主持夹山寺时所居的方丈室名，故以其名作为书名。另有一说是因为当时的丛林称夹山为“碧岩”而名。不管哪一说，都寄托了克勤及其门徒对夹山的感怀，亦为《碧岩录》成为夹山禅文化代表作贴上了历史标签。《碧岩录》是克勤在与古代禅师的心灵感应和沟通中，显示鲜活佛理禅机的一种方式；是其运用大智慧来诠释大禅机的普及读物。其书深入浅出，形式活泼，简繁得当，将高深禅理寓于平实的言语之中。其对公案的解释与发挥普遍为丛林所接受，于是衲僧们将她视为圣经，人手一册，朝夕吟诵。正因为如此。《碧岩录》于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问世之初，便被誉为禅宗“天下宗门第一书”。《碧岩录》为克勤带来了的巨大声誉，继北宋之后另立南宋的高宗赵构龙颜大悦，亦在其父赐封“佛果”的基础上加封克勤为“圆悟”，意即说他已圆满地参悟佛理禅机了。此后出版的书则全称为《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一僧两代帝王赐号，这在我国宗教史上也并不多见。由此可证圆悟克勤道行高深、功德圆满。

　　可惜好景不长，福兮祸所倚。正因为《碧岩录》太红火了，方招致灭顶之灾。南宋绍兴六年，圆悟克勤圆寂。其骨灰未寒、舍利子犹温，《碧岩录》便遭受火焚厄运，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焚其书者，正是圆悟的爱徒大慧宗杲。大慧于宣和六年拜在圆悟门下，成为其座下第一大弟子，并凭借自己超然的智慧、锐利的机锋、敏捷的辩才，很快名播京都。徽宗闻其声望，赐号“佛日”以示嘉奖。大慧宗杲继圆悟之后成为禅门一代新宗师。其人大机大用，考验学徒异常苛求。他发现学徒所答之语皆出于《碧岩录》而非自悟，唯恐参禅悟道流于形式，误入“本本主义”歧途，遂遵从佛家“不使霹雳手段，哪显菩萨心肠”的训示，效仿秦始皇之法，将其师圆悟的杰作《碧岩录》付之一炬，禁止流传。早在《碧岩录》面世之始，便不乏反对之声。守旧者指责其书有违“直指人心、不立文字”的禅宗宗旨。大慧焚书的举动，立即得到保守派的响应。于是，“天下宗门第一书”转眼间变成了神州禁书，且一禁就是150多年。尽管其间不乏禅僧秘密传写，但终究只能偷偷摸摸。元大德年间，有识之士张明远在重刊《碧岩录》的卷首如此写道：“碧岩集标的宗门，真雾海之南针，夜途之北斗也。一炬之后，善刻不存，今多方寻访……得于希有，发于久秘” 。寥寥数语，既彰显了《碧岩录》“南针”“北斗”般的威名，又道尽宝笈自大慧焚禁后百余年间所处环境的艰辛。

　　然而，祸兮福所伏，神州封杀《碧岩录》，使得这一夹山禅文化代表作流向海外，大有孔夫子慨叹“吾道不行，乘槎浮于海”的况味。

　　凤凰涅槃——《碧岩录》连同圆悟的墨宝东渡扶桑，赢得意想不到的生存空间，助推禅宗在岛国的崛起，为茶与禅的结合奠定了基础……

　　《碧岩录》究竟是何时由何人传入日本，目前尚未查到明确的文献资料。大约这是因为当时其系禁书，只能通过极其秘密的渠道流通而不便记录的缘故。不过，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一件圆悟墨宝的外装木盒上，写有“圜悟墨迹从宋朝入来筒”的字样，即证其件是南宋时期传入日本的。那么圆悟代表作《碧岩录》很可能是与其墨宝一并东渡扶桑。因为圆悟是因《碧岩录》出名而非书法出名，当《碧岩录》遭焚禁时，她应成为逃难偷渡的主角，书法作品只能是配角。也许正因为如此，主角方无入境时间登记，而配角却可以堂而皇之的记录之。果真如此，笔者以为，圆悟勤的另一高徒虎丘绍隆起到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绍隆为安徽和州人，九岁削发为僧，师从多人，后仰慕克勤大名远赴夹山，随侍于克勤左右多年，为其嫡传法嗣。圆悟曾两次亲笔给他书写《印可状》(又名“印可证书”)，一次书于北宋徽宗宣和6年(1124)12月，另一次书于南宋高宗建炎2年(1128)2月12日。前者称宣和墨宝，后者谓建炎墨宝。尔后，绍隆住持浙江虎丘山云岩禅寺，大振圜悟禅风，自成一派，即虎丘派。虎丘派中有不少日本留学弟子。大约洋弟子学成归国之际，绍隆将《碧岩录》以及圆悟墨宝托付给爱徒带至海外则是情理之中的事。不难设想，圆悟著述被焚，绍隆必定心急如焚，将恩师的宝笈及墨宝转移海外，既是万全之策，也是对恩师最好的纪念。绍隆有这样的想法，定会见诸于行动，遂致圆悟两件墨宝现身日本。其中前者还不乏传奇色彩。相传宣和墨宝是装在一个桐木圆盒中，随海浪漂到日本九州南端鹿儿岛坊之津海岸后才被人发现的。坊之津即唐代高僧鉴真和尚当年冒险东渡日本的登陆处，这更增加了墨宝的神奇。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件墨宝不知何时何故被人割去了后半段，硕果半存。

　　关于《碧岩录》及圆悟墨宝东渡，中日坊间另还有其他几个版本。其一：绍隆将《碧岩录》及圆悟墨宝传给衣钵弟子，再由其继承人辗转东渡。其二：宋末元初，中国禅僧为避战火之难而远遁东洋，将《碧岩录》及圆悟墨宝带上岛国。其三，两度留学南宋的日本禅师荣西曾求学于绍隆隔代弟子咸杰门下，咸杰将圆悟书、字委托他带到日本。荣西是将中国茶种带回岛国第一人，这是有明文记载的，但却没有记载他携《碧岩录》等文化种子归国的只言片语。笔者只能对此说暂且存疑，仍相信绍隆才是圆悟宝笈与墨宝东渡的“始作俑者”。不管怎样，宝笈与墨宝东渡是历史的真实，既然难以确定携宝东渡者，我们何不套改钱钟书先生的幽默：只要吃到了美味的鸡蛋，又何必究其蛋是谁贩来的?至于宣和墨宝怎么会现身海滩，似可作如下推测：可能是当年留宋返日或逃难禅僧在舍舟登岸时不慎遗落，也可能是他们于归途中遭遇海难，方致贮宝之盒随波逐流至坊之津。无论前者后者，似乎都可以看出绍隆或其传人的剑胆琴心，他们一定考虑到纸书渡海，凶多吉少，为防万一，便将圆悟宝笈与墨宝付与不同批次的东渡者，并藏之密封的木盒中，遂造成了这些文化瑰宝的非凡经历。虽说这仅是一种推测，但可填补史书记载的空缺，用理性的思维见证夹山文化东渡扶桑之艰难而光辉的历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茶禅文化东渡的物件中，还包括圆悟“茶禅一味”的字幅。当年，圆悟克勤住持夹山时，常常在评讲《颂古百则》之余，将夹山开山祖善会首倡的“茶禅一味”四字写在纸上，赠与爱徒。绍隆即是受惠者之一。故我国有些当代学者将“茶禅一味”归于圆悟名下。我想这是因为：善会笃守禅宗“不立文字”的信条，仅将“茶禅一味”留于口碑，口口相传，直到敢破陈规的圆悟这一代，才将口碑上的“茶禅一味”书于纸上。或许可以说，善会为“茶禅一味”的口头派，圆悟为“茶禅一味”的书写派。不管怎样，两位都是夹山派，故“茶禅一味”的理念，当为夹山品牌。

　　《碧岩录》东渡扶桑，有如凤凰涅槃，很快在这片奉行“拿来主义”的国土上得以新生。据日本佛教史记载：《碧岩录》传入岛国之前，禅学于早已于隋唐之际传入，只是数百年间一直有禅无宗，无声无息，直到镰仓时代，才由旅宋归国的荣西创立禅宗临济宗，渐成气候，后来发展为24个宗派，成为日本佛教的主流。其间，《碧岩录》的迅速传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镰仓幕府时期(1185——1333年)，日本禅宗共24派，其中21派为临济宗，而这21派中除日本临济宗开创者荣西属黄龙派外，余下20派均系由圆悟传承的杨岐派。这种后来者居上的态势决非偶然，而是圆悟之《碧岩录》传播影响的使然。杨岐派“继承了临济宗的基本思想，综合了临济、云门两家的禅风，同时采取灵活的手段接引参学者，从而使杨岐派在激烈的派系竞争中取得优势。”(1)《碧岩录》恰恰是杨岐派传播的利器，故能广为流传并助其宗派一枝独秀。还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即在20个杨岐派中，只有两派为大慧宗杲之法嗣，其他芸芸众派衮衮诸僧皆出于虎丘绍隆门下。尽管二人都是圆悟的得意门生，但由于宗杲有禁毁《碧岩录》之举，绍隆则反其道而行之。他师从圆悟，其修习的主课应是集圆悟思想之大成的《碧岩录》。由于学业优异，圆悟曾两次给他写了印可状。当师兄宗杲焚禁《碧岩录》时，他虽未公开反对，但亦未参与配合，依然在虎丘云岩寺大振圆悟禅风。由此不难断定，他是《碧岩录》最虔诚的布道者，也必然会博得喜爱《碧岩录》的僧众拥戴。因此，绍隆门下僧徒日增，法嗣繁衍，派系纷呈。禅林众僧手捧《碧岩录》朝暮诵习，简直是当年神州丛林的情景再现，若把《碧岩录》比做东方的《圣经》，决非过誉之词。其实，宗杲在中国禅宗史上的地位，远在师弟绍隆之上，就因为两人对待《碧岩录》的态度之别，方造成其学派在日命运的巨大反差。此如正反两例雄辩地证明：亲《碧岩录》者昌，疏《碧岩录》者衰。无疑，《碧岩录》的广泛传播，又极大的提高了圆悟克勤的知名度，使其墨迹也成为僧众及俗世大人物追捧的宝物。在日本史册上，不乏为争夺圆悟墨宝而大动干戈的记录(后文另述)。

　　更令人欣慰的是，《碧岩录》在日本远比在本土幸运得多，没像其在中国那样仅昙花一现，而是数百年经久不衰，从幕府时期一直延续至今。当年传诵《碧岩录》盛况虽无以再现，然可朝花夕拾。清末民初留学东洋的石门籍历史学家申悦庐先生曾撰文说：其留学期间，日本“各大书铺皆有卖此书者，彼邦人士咸视为佛家宝典，并另有《碧岩集讲话》、《碧岩录讲义》等书。”(2)须知斯时，正值西风日渐、西洋精神舶来品充斥岛国之际，而一册数百年前传入的仅12万余字的《碧岩录》却仍然行销各地，不能不说是其当年洛阳纸贵的遗存。日本当代学者、日本禅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秋月龙珉编著的《禅海珍言》中，取材于《碧岩录》的禅语共146则，约占全书精选禅语的五分之二以上。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前夫胡兰成流亡日本，居然也靠用现代语解读《碧岩录》、写成《禅是一枝花》而名噪一时。可惜这位连国籍都认不清的风流才子错将湖南当河北，说“圆悟住河北灵泉寺”著述《碧岩录》，谬之数千里。

　　以今观古，分明可以让人穿越时空屏障，想象夹山茶禅文化的扛鼎之作《碧岩录》当年作用于海外的盛况，感受其经久不衰的魅力。

　　茶禅结合——日本茶道是在禅宗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圆悟克勤的茶禅思想及其墨迹，启迪了茶道开山祖珠光的灵光之门，因此可以说：夹山茶禅文化催生了日本茶道……

　　在日本禅宗史上，可以查到一幅完整的发脉于夹山圆悟克勤之法嗣谱系：圆悟克勤——虎丘绍隆——应庵昙华——密庵咸杰——松源崇岳——运庵普岩——虚堂智愚——南浦绍明——宗峰妙超——彻翁义亨——言外宗忠——华叟宗昙——一休宗纯(3)。一休宗纯，即日本家喻户晓的“聪明的一休”。一休宗纯是日本佛教史上最有名的禅僧，也是佛教史上少见的狂僧。他超越戒法表象，直契天真本性，扬言“风狂狂客起狂风，来往淫坊酒肆中”。然而一休虽狂，且与圆悟相隔11代，却把他当做自己的精神导师。日本民间亦有这样的传说：当年，一休从海滩上拾得一竹筒，内储《碧岩录》。从此，一休手不释卷，悟性大开，以传讲《碧岩录》而名声鹊起。虽是民间传说，亦非空穴来风，放荡不羁的一休将圆悟奉为神明，并千方百计收藏其墨宝《印可状》，却是可以稽考的。

　　公元1442年，一名年轻和尚摒弃正统的观念，拜于一代狂僧一休门下。他就是后来成为日本茶道开山祖师的村田珠光。由于珠光极具慧根悟性，深得师傅赏识。《日本茶道概文化》中记述了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一天，珠光用自己喜爱的茶碗点好茶，捧起欲饮，一休突然举起铁如意棒大喝一声，将他手中的茶碗打碎。珠光面色不改，仅平静而道：“柳绿花红”。一休为珠光坚韧不拔的茶境所感动，不仅将自己的修行经验传授给他，还将珍藏的圆悟宣和墨宝、即其写给虎丘绍隆的《印可状》传给了他。珠光从一休手中接受的《印可状》，后便成为日本茶道界的至尊宝物。其字为行书，只有半截，故长43.9 厘米，高 52.4厘米。按照传统标准，文物残缺将使其价值大打折扣，而这件残品却是个特例，被日本茶道尊称为“漂来的圜悟”，视为国宝藏之于国馆。她之所以受到如此极品规格的礼遇，究其因，盖“墨迹开山”之功也。

　　宣和墨宝，从书法上看，用笔温文尔雅，风神超迈，深得初唐虞世南、褚遂良两家遗韵，也兼得与笔者同时代的米芾行书之雅致。字里行间，挥洒自如，端秀中内藏刚毅之气，实有绵里裹针之妙，堪称一件风格高峻、出类拔萃的名迹。从行文上讲，纵论了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而演变成禅、单传六代以及五宗分派的经历，阐明了七百多年的禅宗心要，谆谆教诲并勉励虎丘绍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使正法久住，法轮常转。无论形式与内容，皆为神品佳作，是名副其实的墨迹之宝。珠光从一休手中继承墨宝后，自是将她视为神物，高悬于自己茶室的壁龛上，“终日仰怀禅意，专心点茶，终悟出‘佛法存于茶汤’之理。即：佛法并非什么特殊的形式，它存在于每日的生活之中，对茶人来说，佛法存在于茶汤之中，别无他求。这就是‘茶禅一味’的境地。”(4)此即日本茶道史上的“墨迹开山”说。归祖寻根，珠光为圆悟第13代法嗣。至此，若即若离的茶禅文化才真正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联袂东渡的茶与禅方正式步入日本茶道的轨迹，“茶道与禅宗之间成立了正式的法嗣关系。” 村田珠光亦因此“确立为日本茶道之‘开山’。”(5)

　　圆悟墨宝开启日本茶道的灵光之门，是有根有据的历史事实。也许，珠光对“茶禅一味”的领悟受益于圆悟的手迹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种偶然的背后隐藏着必然。他长期受《碧岩录》的影响便是孕育这种偶然的必然基础。假如珠光没有受到圆悟禅学思想的熏陶，纵然面壁十年，也不可能从圆悟的墨迹中领悟出“茶禅一味”的真谛。如同牛顿若是没有深厚的物理学功底，纵使苹果冰雹般地砸在头上，也悟不出“万有定律”一般。珠光受《碧岩录》的影响，虽未有直接的文字记载，但不难从其思想主张中寻觅。珠光在写给大弟子古市播澄胤的一封信中强调：不要自高自大，不要嫉贤妒能，不要失去主见和创意。其意亦可在《碧岩录》里找到。如《碧岩录》第53则，圆悟借默无的闻地“渡驴渡马”的赵州石桥为寓体提示于人：“禅是不动的动者，禅重隐德，从不显山露水，亦不虚伪造作。”(6)这与珠光不要自高自大、嫉贤妒能的告诫何其相似。至于自我主见与创意，则是圆悟在《碧岩录》中整体凸现的个性与精神，而珠光在开创草庵茶的实践中，也正是奉行了这种“不要失去主见与创意”的理念，方能将“茶禅一味”那鲜活的内核从贵族僧侣式的日本茶饮文化中剥离出来。

　　珠光后将宣和墨宝传给武野绍鸥，绍鸥下传千利休。千利休被杀后，墨宝便落到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封建首领丰臣秀吉手中，随后，又为当时日本另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所收藏，最后由德川家族捐赠给国家博物馆。要知道：前二者是在日本茶文化史上被尊为“茶道先导”与“茶道集大成者”的重量级文化人物，后二者则是日本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政治军事家。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珠光、绍鸥、千利休这三位茶道开创者，都不约而同地把圆悟的墨迹奉为至宝，将它悬挂于茶室最显要处，让自己与所有走进茶室的人都在其前顶礼膜拜，其虔诚有如古人对图腾的崇拜。不过与其说他们对墨宝的崇敬，宁说是他们对圆悟的尊崇。正如现代日本茶道学者芳贺四郎所说：“不能把墨迹当成一种珍奇昂贵的艺术品，要把它当做挥毫祖师、道人的高尚人格结晶。”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崇敬。既然他们对圆悟墨迹的崇敬盖出于对其人品道德的崇敬，那么他们是从何处了解感受圆悟的人品与道德呢?从年代地域上看，圆悟与珠光等人，岁悬二三百年，地殊万千余里，缘悭一面，根本不可能有亲聆教诲、身感体受的机会，那么他们所崇敬的人品道德，只能从圆悟的代表作《碧岩录》中获取。尽管圆悟与珠光绍鸥、千利休等日本茶道先驱没有直接的衣钵传承关系，但他们思想上精神上有割舍不断的血脉相联，这种血缘之亲的脐带就是《碧岩录》。正是由于《碧岩录》启迪了茶道先行者的思想，激活了他们的智慧，方使日本茶道在茶与禅的结合上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总之，从这三位日本茶道先驱的人格脊梁上，可以触摸到圆悟的“反骨”，从他们创新的壮举中，可以寻觅到圆悟开坛讲禅的英姿。正是由于他们宏扬了圆悟的反叛与创新精神，方使自我在日本茶道史上有所建树，方使其分别赢得了“茶道开山”、“茶道先导”与“茶道集大成者”的盛誉美名。

　　“和敬清寂”被称为日本茶道的四谛、四规、四则，是日本茶道思想中的最重要的理念。其与夹山茶禅文化也有着千线万缕的联系。按当代日本茶道专家久松真一的解释，“和敬清寂”不仅被运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对“事物人境”而言，茶人们要以“和敬清寂”之心对待“事物人境”。(7)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精神需求，在日本的茶室中，常常挂有“猿抱子归青嶂里，鸟衔花落碧岩前”。而这副对联，正是由被誉为“夹山境”的偈语转化来的。

　　夹山是唐代善会开创的道场。善会俗姓廖，广东岘亭人，师承药山惟俨、船子德诚等名师，系师出名门的大德高僧，其开山之际，正值禅宗中心南渡、陆羽《茶经》流播之时，禅雨茶风盛行于丛林，黄卷、青灯、绿茶已成为僧侣生活的三原色。夹山自古便产好茶，西坡牛抵系唐宋八大贡品茶之一，更兼山门前一泓碧岩泉水。好水泡好茶，如此天时地利自然成就了心性明敏的善会，让他于好茶好水的浸淫中顿悟“茶禅一味”，将茶禅文化提升至一个新的审美意境。茶禅一味的理念亦与寺俱存，成为这座千年古刹的文化基因。还值得一提的是“夹山境”。《五灯会元》卷五载：有僧问：“如何是夹山境?”善会说：“猿抱子归青嶂里，鸟衔花落碧岩前。”善会答语，相传是其师临别时口赠偈语，乍看只是夹山自然风光的写照，实则夹山界境的传神写意。“碧岩”亦成了夹山的代名。后来圆悟住持夹山时，有感于“夹山境”之深邃、“猿抱子归”联之精妙而慨叹：“碧岩不离此处，此处不离碧岩，摄大千于毫端，融芥尘于刹海，衔华鸟过，抱子猿啼。”(8)对“夹山境”作了进一步的诠释。随着夹山茶禅文化成体系地东渡，“猿抱子归青嶂里，鸟衔花落碧岩前”一联也飘洋过海，成为日本茶道场所最常见的悬挂物。这是因为此联不仅是对“夹山境”的高度概括，更与日本茶道所倡导的精神境界有着心灵上的趋同与契合。对联既有诗情画意，又有禅意哲理，展示着是一副多么祥和、优闲、宁静、愉悦的画图：猿抱子归，鸟衔花落，无猛兽之惊扰，无冻馁之烦忧，惟母子相依的亲情，兼怡然自得的欢娱。而猿抱子，是对内的亲和美满，鸟衔花，则是涉外的和谐统一。猿归青嶂，暗寓归隐之意；花落碧岩，内蕴入静之感。这与日本茶道所追求的“和敬亲寂”的意境神韵相通。

　　此外，夹山茶禅文对日本茶道的影响，还表现在茶道的许多形式与礼仪上。许多禅语名句，或悬挂于茶庵茶室里，成为百代经典；或流行于茶人茶友间，成为名符其实的“口头禅”。在现今日本茶道所保留的禅语中，如“日日是好日” 、“三级浪高鱼化龙”、“黄檗六千棒打临济”、“逢茶茶遇饭饭”(9)等等，有的直接援引于《碧岩录》，有的则可从该书中找到其源于母体的胎记或演绎变化的形迹。反之，《碧岩录》中的许多禅语妙言，亦可在茶道中找到其“克隆”语或近亲繁殖语。

　　正因为如此，《碧岩录》在日本茶人们心目中，成了“圣经”，而孕育《碧岩录》的夹山灵秀山水，也便成了日本茶人心目中的圣山圣水。1993年，日本里千家茶道学会会长多田侑史率团来到碧岩泉，饮了一口甘洌的泉水后慨然叹道：今生可以瞑目也!

　　圆悟克勤因著述《碧岩录》而闻名于世，进而享誉海外，这是不争的实事。而圆悟作为夹山茶禅文化的代表，也是无可争议的。尽管他出生于四川，且先后游历于成都、金陵，镇江等地，但其学术定位只能界定于一生中思想学术与才华表现得最为突出成就最为辉煌的夹山时期。以《碧岩录》及圆悟墨宝为载体的夹山茶禅文化，正是日本茶道的源头活水。

　　智者无疆——夹山禅风茶雨流播朝鲜、越南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千百年来，对这些处于海洋地域的国家和地区之文化思想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夹山茶禅文化可归纳为四个字、两句话、一部书：即“茶禅一味”四字， “猿抱子归青嶂里，鸟衔花落碧岩前”两句偈，《碧岩录》一部书。

　　关于“茶禅一味”理念，尽管国内有赵州和尚说、天台山说等几个版本，但夹山开山祖善会道创“茶禅一味”，却是海外茶禅文化的主流派。《日本禅师录》中有这样一则耐人寻味的公案：“夹山和尚(805——881)喝完一碗茶后，又自斟了一碗递给侍僧。侍僧正欲接碗，和尚陡问，‘这一碗是什么?’侍僧一时语塞。”禅学家秋月龙珉援引此则时不仅冠以“茶禅一味”的标题，还点题说：“自古以来，皆言禅味与茶味是同一种兴味。”(10)自圆悟住持夹山以来，“茶禅一味”的理念影响更为广泛。其连同《碧岩录》及圆悟的其他学术思想流播海外，则是夹山茶禅文化的扩展与延伸。

　　无论是夹山开山祖善会还是高扬夹山文化大旗的圆悟，都是禅门的大智者，二者既是人如其文、文如其人，也是人如其禅、禅如其人。夹山茶禅文化亦可谓是智者文化。智者无疆，其奇思其妙想其精神，必然会走得更广更远。

　　朝鲜半岛与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且在历史上成为中国多个王朝的附庸国，在文化上不可避免的要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的禅宗先后由不同的僧人传入朝鲜，并在各地以某一个寺院为中心传授禅法，渐形成九个支派，称之为“禅门九山”。而这一时期正值高丽王朝(公元918-1392)时期，也正是以《碧岩录》为代表的夹山茶禅文化崛起并迅速传播海内外之际，其必然作用和影响于这个半岛国家。朝鲜茶礼中的“清敬和乐”与日本茶道的“和敬清寂”不乏异曲同工之妙，亦与夹山茶禅文化有着割舍不断的血缘关系。

　　禅宗在越南佛教发展史上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公元 6世纪禅宗首次传入越南，经过几个世纪的广泛发展，在李陈王朝时期(公元1010～1400年)达到高峰，派别并立，论著迭出，形成了“百姓大半为僧，国内到处皆寺”、“佛法宏被大地，信士多习禅宗”的繁盛局面，涌现出无言通派、草堂派、竹林派等禅宗宗派。特别是陈太宗时期，临济宗在越南已成为主流。而夹山圆悟禅文化派，则是临济宗的一支最为活跃的文化轻骑兵，其作用与影响自是不言而喻。尤其虎丘法派在越影响更为广泛，寻根究底，亦源出夹山。当今越南，依然保留着浓厚的茶禅遗风。喝禅茶即是例证。喝禅茶是越南人在学佛中的一种饮茶方式，礼仪严谨有序。主人将茶叶、水、茶具等一一齐备后，双手合十于胸前，恭立门前迎客。客人亦合十回礼后，然后步入茶室，依次围成圆形坐下，神情如同坐禅一般。茶杯井然摆放在茶盘上，茶要经多次泡沏，待茶色均匀后，主人方举杯敬茶，从左面第一个人开始，一个接一个奉茶。敬者要摆弄茶杯，让最美的一面向着客人。主客皆以双手交接茶杯，且垂首互敬。如此礼仪一番后，各自方才悉心品茗。全过程都沉浸在肃穆庄重的气氛中，既有表演般的认真，又有宗教般的虔诚，似乎可称之为“茶禅一味”的行为艺术。

　　此外，在奉行佛教的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禅宗文化的影响，东南亚各国禅宗主要宗派的祖庭在中国。各宗最早的教祖，也可追溯到中国，其中自是少不了夹山茶禅文化的祖庭牌位。尽管“茶禅一味”的理念、“夹山境”的意蕴、以及《碧岩录》中的佛理禅意在被引入各国的宗教礼仪和茶道茶礼时有了一些变化甚至异化，但变中有其不变，仍是一种未脱母体影响的演变，而非蜕变。博大精深的“茶禅一味”与集禅宗智慧之大成的《碧岩录》，都会给海外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信奉者以无声的文化熏陶、无形的精神升华、无尽的人生智慧。

　　总之，回顾夹山茶禅文化漫漫近千年的海外传奇，如同品味一杯常品常新的文化茶、参悟一种愈参愈妙的智慧禅。

　　原稿于2010年6月9日

　　修改于2014年8月18日

　　(1)潘桂明《禅宗百问》第99页。

　　(2)申悦庐《夹山在石门文化史上之地位》。

　　(3)参考于浙江人民出版社《日本佛教史》之“日本临济宗法系图略”

　　(4)(5)(7)(9)东方出版社《日本茶道文化概论》第292、40、303、316页。

　　(6)(10)漓江出版社《禅海珍言》第179、4页。

　　(8)作家出版社《白话碧岩录》第6页。